配资炒股公司找中承配资 韩愈谏迎佛骨，为何差点被处死？真正原因：唐宪宗求长生太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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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讨伐藩镇的成功，宪宗不仅在执政方针上有了变化，而且随着企求长生不老愿望的增强，日益沉迷于佛教和道教。

1、唐宪宗为何晚年佞佛？

元和后期，宪宗与僧人的交往日益密切。曾有京师大安国寺僧人释端甫，本姓赵氏，天水（今甘肃天水）人。从安国寺素法师处传唯识宗教义、从福林寺崖法师处学涅槃经。其所学经律论无敌于当时。说起佛法来“滔滔然，莫能济其畔崖”。

德宗时，端甫即常出入宫禁，与儒道辩论。德宗赐以紫方袍。顺宗也深仰其风，与之亲若兄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

宪宗即位后，曾数次去安国寺行香，“待之如宾友，常承顾问”。特别是平淮西以来，端甫“迎合上旨，皆契真乘，虽造次应对，未尝不以阐扬为务。”看来，在端甫的宣传灌输下，宪宗对佛法的迷信愈来愈深：“天子益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大不可思议之事。”

宪宗为讨论佛法方便，令不少僧人在宫中担任内供奉等职。宪宗本人也经常往来于诸寺之间。如蜀中僧人广宣，任内供奉时，多次陪同宪宗去天长寺、圣容寺、安国寺、普济寺、红楼院等处。

元和十二年(817年)年初，淮西前线的战事尚无明显进展。

宪宗一方面时刻关心前方的战争，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通过虔诚的礼佛来获取佛祖的保佑。二月，宪宗令在右神策军中设置元和圣寿佛寺。该项工程完成以后，宪宗亲自赏赐参加施工的左右神策军将士。

为了礼佛的方便，宪宗命令右神策护军中尉第五守进率两千名神策军士筑夹城，将宫城云韶门、芳林门西与修德里联系起来。通过夹城，宪宗可以随时赴兴福寺礼佛求福。

同年，宪宗敕蒲城县乾元寺设立兜率坛。平定淮西以后，僧侣们宣扬这是“显大不思议之道，辅大有为之君”的结果。宪宗愈益相信佛法的作用。对佛教的崇信进一步升级。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宪宗亲赴兴福寺，赐僧众绢帛三百匹。随后，又在靠近兴福寺的芳林门举行无遮僧斋大法会，宪宗派宦官向西市的百姓普赐香火，使元和十年(815年)以来的崇佛活动又一次掀起高潮。

然而，宪宗似乎仍不满足，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又出现了法门寺迎奉佛骨的盛大礼佛活动。

2、法门寺佛指舍利的来源

法门寺迎奉佛骨，并不是从宪宗才开始出现的。此前，迎奉佛骨已有长久的历史。

法门寺原名阿育王寺，在岐山之南的凤泉乡（今陕西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北周西魏时已建寺。北周武帝灭佛时曾遭毁弃。隋末唐初，所余二堂又遭焚毁，贞观五年(630年)，岐州（今陕西岐山）刺史张亮奉敕修复，并将塔中佛骨舍利取出，向世人展示，在当时引起轰动。

所谓“舍利”，是梵语sarira的音译，意思是“身骨”，通常指释迦牟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一种固体物，如佛顶舍利、佛牙舍利、佛指舍利等。

关于法门寺佛舍利何时进入法门寺塔中地宫，自唐代以来就看法不一。

据《法苑珠林》记载，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曾猜测该舍利来源于阿育王时代所造的八万四千塔之一。

高宗所讲之事，远在释迦牟尼圆寂的公元前486年。

传说当释迦牟尼火葬后，摩揭陀等七国国王派使者到拘尸那城将佛舍利平分，回国后分别建塔安奉并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徒卢那将原来装舍利的空瓶带回，建立一个瓶塔。最后迟到的孔雀王分不到舍利，只将释迦牟尼火葬留下的炭和骨灰带回，建立一塔，因而当时共有十处释迦牟尼舍利塔。释迦牟尼逝世二百周年以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他将八王所建佛骨舍利塔中的舍利取出，分别盛入八万四千个宝函，分送各处，建立八万四千座宝塔，以进一步扩大佛教的影响。

显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据19世纪末年欧洲人柏枫和印度人史密斯在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园及释迦族中心迦毗罗卫国的考古发掘，八王分佛舍利造塔安奉的事迹已为地下出土的佛骨舍利所证实。

据《法苑珠林》记载，阿育王为弘扬佛法所分八万四千佛舍利中，在中国的有十九处：

西晋会稽鄮（mào，今浙江省鄞县）县塔、东晋金陵长干塔、石赵青州东城塔、姚秦河东蒲坂塔、周岐州岐山南塔、周瓜州城东古塔、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周洛州故都西塔、周凉州姑藏故塔、周甘州山丹县故塔、周晋州霍山南塔、齐代州城东古塔、隋益州福感寺塔、隋益州晋源县塔、隋郑州超化寺塔、隋怀州妙乐寺塔、隋并州净明寺塔、隋并州榆社县塔、隋魏州临黄县塔。

在十九寺中，周歧州岐山南塔即法门寺塔。

《法苑珠林》所载，将中国不同时代所造的佛塔都说成是以阿育王时分发舍利所造，显然是令人怀疑的。高宗提出猜测时，僧人智琮即认为“未详虚实”。

后来智琮在法门寺塔中发现了佛舍利，但并不能确证就是阿育王时期分发的佛舍利。

1987年4月3日，陕西省、西安市、扶风县三级考古队在清理法门寺塔基时，发现了曾为历代许多帝王所迎奉的佛指舍利及大批珍贵文物。

据地宫中所存《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二通碑文看，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最早埋入地宫的时间当在北魏太和年间(477一499年)，距离阿育王的时代已有六七百年之久。

因此，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佛指舍利，并无法证明就是阿育王时代分发的八万四千舍利之一。

虽然如此，法门寺地宫所发现的佛指舍利，就是当年魏周隋唐许多朝代帝王所迎奉的佛指舍利这一点已没有疑问。

3、迎佛骨舍利的历史

据资料记载，唐宪宗以前，已有多次迎奉法门寺佛骨。

第一次迎奉在北魏时，即《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所载，元魏二年岐阳那拓跋育“初启基”。第二次在隋文帝末年，由岐阳郡守李敏主持。第三次迎奉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即上文所载岐州刺史张亮奏请太宗重建殿堂、迎奉舍利之事。第四次是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此次已发现形状如上指的舍利，“骨长可二寸，内孔正方，外摆亦尔，下平上渐，内外光净，以指内孔，恰得受指，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于光相，变现不可常准”。第五次迎奉是在武周长安四年(704年)，“天后荐之于明堂”。第六次迎奉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由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迎送于内道场。第七次迎奉佛骨是德宗贞元六年(790年)，“诏出无忧王寺佛指舍利于禁中，又送至诸寺中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遣中使复葬故处。”第八次迎奉佛骨的是唐宪宗。

元和十三年(818年)二月，主持京城佛寺供奉的功德使向宪宗上言，称凤翔府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宝塔，塔内有佛指骨一节，据传地宫三十年一开，舍利出则岁平人安。

据功德使计算，从德宗贞元六年(790年)至明年元和十四年(819年)，恰好三十年，因此请宪宗准奏迎奉法门寺佛骨。

自元和中期以来，宪宗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弘扬佛法。平淮西以后，礼佛活动渐趋高潮。但是，这些方式宪宗尚不满意，他希望能有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对佛祖的崇信，来取得长生不老及来世富贵。

4、唐宪宗迎佛骨舍利为何惹众怒？

值此佛指舍利当出之际，宪宗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举行迎奉佛骨的大典，掀起礼佛崇法的高潮。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宪宗派僧人惟应、端甫等人赴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并令高品宦官杜英琦监迎。

为表示隆重，宪宗于十二月十四日，派中使持香火监领宫人持香花至临皋驿迎接佛骨。

随后，宪宗又令中使率禁兵及僧徒前往迎护，并专门打开光顺门请纳佛骨。

佛骨到达京师，宪宗留于禁中三天，“开法场于秘殿，为人请福，亲奉香灯。”

随后，将佛指舍利轮流送置京师各佛寺，供僧俗众人供养礼拜。京师王公士庶，竞相奔走施舍，唯恐落后。有的百姓为能见到佛骨，祈求赐福，竟然废业破产。有的信徒为示虔诚，在头顶燃灯，在脊背烧烛，即使烧伤也再所不顾。一时间，京师内外，方圆数百里，掀起了空前的礼佛高潮。

在这礼佛的狂热之中，由于人多众杂，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一些不法恶少，诡言供养，专事盗劫，以至佛骨所至之处，盗贼频频出现，吏不能禁。既经擒获，竟发现不少人是那些烧顶灼臂以示虔诚的人。

元和十四年(819年)的礼佛迎奉佛骨活动，大约持续了四五个月之久。四月八日，宪宗亲登勤政楼，观看市中所设僧斋之会，盛陈杂乐、百戏，太阳落山方告结束。

对于这次空前规模的迎奉佛骨活动，刑部侍郎韩愈上书坚决反对，于是发生了在当时和后世引起巨大反响的谏迎佛骨事件。

5、韩愈谏迎佛骨表事件

韩愈在征讨淮西时曾数次上书陈述用兵之策，其后又随裴度赴前线督军，在平淮西之役中建有功绩。

在奉诏起草《平淮西碑》文，随后又被否定以后，政治上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但是，面对如此狂热的迎奉佛骨活动，韩愈毅然上书，坚决反对迎奉佛骨。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向宪宗奏上《谏迎佛骨表》。

韩愈上表，言直情激，毫不掩饰自己坚决反佛的观点。他之所以不顾天下之大不韪，冒死上谏是出于对佛教蠹政害民严重后果的认识，是出于对宪宗即位以来改革朝政、平定藩镇、大唐已开始中兴这一事业的满腔热望与期待。

在韩愈看来，国家刚刚呈现振兴之望，皇帝便沉迷佛事，天下士大夫将会为之寒心。

韩愈的表疏奏上以后，宪宗阅后大怒，隔天以后，将韩愈《谏迎佛骨表》出示宰臣，表示准备将韩愈处以极刑。

而韩愈总之，宪宗对韩愈《谏迎佛骨表》的震怒，与其说是因为韩愈攻击了佛教，不如说主要是因为韩愈触犯了宪宗的尊严。

其实，严格来说，韩愈的《谏迎佛骨表》除了过激的言论，在理论上对佛教的批判并没有多少力量。特别是韩愈以信奉佛教必然短寿作为立论根据，本身已陷入了佛教因果报应的迷误。

正是因此，《谏迎佛骨表》难以起到劝谏宪宗限制佛教的作用。

为了挽救韩愈的生命，裴度、崔群纷纷上奏，认为韩愈上忤尊听，的确应当治罪，但是，如果韩愈不是因为内怀对帝皇的一片忠恳，怎会如此。因此，请宪宗能予以宽大处理，以鼓励他人进谏。

裴度、崔群之后，朝廷中的国戚、诸贵也认为“罪愈太重”，为韩愈说情。略微冷静以后，宪宗也认为处之太过，于是决定将韩愈改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

潮州位于岭南道东部，东临南海，属县有海阳、潮阳、程乡三县。元和年间户口只有一千九百五十。

潮州是唐代最为边远、号为多瘴疾的贬所。中央官员贬至此处，可以说是除死刑以外最重的处罚了。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十四日，韩愈接敕后即日上路，在蓝田关，遇大风雪，韩愈写下了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

到潮州以后，韩愈马上向宪宗上表，称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但“言虽可罪，心亦无他”。

韩愈在上表中谈到潮州的恶劣条件，称自己“少年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在这极远恶的地方，死亡无日。“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上表中，韩愈劝宪宗应“东巡泰山，奏功皇天”。

同时，他表示自己的才华“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表示愿意为宪宗歌功颂德。

宪宗接到韩愈的上表后，对韩愈这种谦卑悔过的态度表示赞赏。宪宗也想到了这些年来，韩愈的功劳及韩愈写的那些歌颂自己的诗篇，记得元和初年平定西川，韩愈曾写了一首长达一千零二十四字的《元和圣德诗》，诗中称自己“一似尧禹，生知法式，动得理所”。现在既然韩愈仍表示愿为自己的圣业撰写诗文，自己为什么要辜负臣下的一片忠心呢！

第二日，宪宗即向宰臣们说：

“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

宪宗有心重新起用韩愈，但皇甫镈认为韩愈“终太狂疏”，可以量移别郡（遇赦免后将贬所酌情移至较近处所)。于是宪宗将韩愈改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此后一直到穆宗即位，韩愈才又重新回到中央。

6、唐宪宗缘何佞道？

宪宗晚年崇佛，同时对于道教的神仙长生不老之说，也深信不疑。

肃宗、代宗、德宗深佞佛事，但对道教也颇厚爱。乾元元年(758年)，肃宗令道士何智通在尚书都省设醮祈雨，用特牲祭礼，令宰相裴冕及尚书侍郎等众官出席，使用觐见皇帝的朝仪。

大历八年(773年)，代宗在令天下寺院增加僧尼的同时，也令道观普遍增加道士，不满7人者增为7人，30人以上者度17人，27人以下者度3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又诏令天下仙洞灵迹之处，禁止樵采。德宗也崇道教，贞元五年(789年)，曾下诏令：“释道二教，福利群生”，令各处修葺道观，并不允许俗客居住在观内。

宪宗即位以后，最初对道教如同对佛教一样，并不十分热心。

元和二年(807年)三月，对伪度的道士同佛教的僧尼一样，进行过检括，限制其无限的发展。

元和中期以后，宪宗对道教神仙之说，随着自己企求长生不老欲望的增加而兴趣大增。

元和八年(813年)，宪宗令中尉彭忠献师徒三百人修兴唐观，赐钱十万，“壮其旧制”，扩大兴唐观的规模。

为求道求仙方便，宪宗下令在兴唐观之北开设复道，直通禁中，以内库绢千匹、茶千斤赏赐参加工程的役夫。同时，以庄宅钱五十万、杂谷上千石，充作扩大道观等费用。九年(814年)二月，宪宗令将宫中的道教神仙图像经法等九车赏赐给兴唐观。

唐初以来，在竭力提高道教地位的同时，从太宗开始，高宗、武则天、玄宗，都热衷于求仙炼丹，以求长生。

唐代中期以前诸帝，炼丹服饵者多是政治上有作为的君主，而且大多都是在统治后期开始着迷于服饵。唐宪宗作为一代中兴之主，竟也未能免于这一覆辙。

《太平广记》有一篇《唐宪宗皇帝》，记载有这样一个传说：“唐宪宗好神仙不死之术。”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胜利结束，宪宗十分喜悦。在此中兴大局已初具轮廓之际，宪宗希冀这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即将完成的天下一统局面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更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享有这经过奋斗得来的成果，长久地君临天下万民，享有荣华富贵。

如果说崇佛可以解决来世的因果之缘的话，那么现在的长生成仙，似乎更为直接、更为迫切、更为现实。

史书载：“上晚节好神仙”，“锐于服食”。刚刚平定淮西，便“诏天下求方士”。当时积极鼓动宪宗求长生不老之药的，是宗正卿李道古、九月刚任的宰相皇甫镈以及山人柳泌。

柳泌原名杨仁力，自幼学习医术，“言多诞妄”。自称能获致灵草仙丹、合成长生之药。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二十四日，宪宗诏令柳泌居住在兴唐观，为其合炼长生不老的丹药。不久，柳泌又向宪宗进言，称天台山是神仙聚居的地方，山上多灵草。如果能任他为天台的长吏，便可以获取这种灵草。

对于柳泌这样赤裸裸地邀官求爵，宪宗竟然毫不怀疑，于十一月七日，任命柳泌为台州(今浙江天台)刺史，并赏赐给金紫朝服。

台州，天宝元年(742年)，台州有八万三千八百六十八户，口数达四十八万九千零一十五人。是江南居于前列的大郡，是唐政府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之一。宪宗随意将这样一个东南大郡交给一个“山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

诏令一出，谏官们纷纷进言论奏，认为宪宗喜欢方士，可以采取别的方式，不能随便令其临民赋政。

宪宗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烦一州之力，而能使君主长生，你们为什么舍不得呢！

于是大臣们无人再敢劝谏。从宪宗此言可以看出，宪宗已把个人的长生问题置于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了，反映了宪宗晚年思想的变化。宪宗自从服用柳泌所配丹药以后，已有慢性中毒的症状，经常暴躁口渴，身体渐渐虚弱。

为此，起居舍人裴潾不顾个人安危，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十月，毅然上书进谏。

裴潾所言，完全是为宪宗着想，然而，宪宗急于求得长生之药，看到裴潾上书以后，勃然大怒，立即将裴潾贬出朝廷，任其为江陵(今江西九江)令。

柳泌赴天台任刺史以后，驱使州内吏民登山采药，督迫严急。

然而历时一年多，竟然一无所获。柳泌自知难以在宪宗面前交差，举家逃入山谷之中，躲藏起来。浙东观察使派人将其捕获，押送京师。按说至此柳泌的骗局已经败露，宪宗应当对其有所认识。

皇甫镈、李道古却为柳泌开脱责任，称柳泌必能制成长生灵药，宪宗竟又将柳泌释免，仍使他待诏于翰林院，继续合炼丹药。

除柳泌以外，僧人大通也自称已一百五十岁，得力于长生丹药，凤翔人田佐元则自称有点瓦成金的技术。对于这样一些骗子，宪宗竟然都加以宠信，反映了宪宗在平淮西以后，为求得长生不死，崇佛佞道，有时几乎到了不分贤佞的地步。

最后，宪宗终因服饵金石丹药追求长生，种下了杀身的恶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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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天津市